时近中元，屋后街前，镇日烧袱燃烛，爆竹声声。穿行在香烟缭绕之中，陆放翁《老学庵笔记》和孟元老《东京梦华录》中盂兰盆会的气息，倏然扑面。在这中国式的万圣节里，翻读托马斯・布朗（Ｔｈｏｍａｓ
Ｂｒｏｗｎｅ
其实，对于谈论丧葬文化的浩瀚文献而言，托马斯・布朗的《瓮葬》只能算是一个小注脚，但却是一个饶有趣味的注脚。１６５８年，一批古人葬瓮从英国诺福克郡破土而出，嗜古成癖的托马斯・布朗闻讯立刻前往考察，他断定，它们是古罗马人的骨瓮。这些闪着幽光的远古什物，也勾起了布朗的无限遐想。事后，他借题发挥，来回穿梭于种种神话传说和文学典故之间，居然写下了这部好奇心盛而又文情并茂、典雅赡丽的怪书。
按照约翰逊在《布朗传》中的说法：“在这部书里，他以超常的博学，论述了古代民族的丧葬礼俗，铺叙了他们处理死人的不同方法，并对诺福克灰瓮里的物品，细加考探。在他的所有作品里，能见其博闻强记的，当无过于此书。”《瓮葬》不过一部遣兴之作，而布朗却上下钩沉，一时间碎金灿然，盈书满纸，借用蒲松龄的自况，称得上是“集腋成裘，妄续幽冥之录”。而美国作家爱默生，则从书里嗅到“每个词语，都散发出坟墓的气息”。看来，托马斯・布朗这种行文基调，仿佛此时窗外祭祀亡灵的烛光烟火一般，难免让人恍兮惚兮。
《瓮葬》开篇，托马斯・布朗在写给他的对考古有同好的朋友葛罗斯的献函中，开宗明义地说：“当丧火的柴堆熄灭，最后的道别已过，人们向入土的亲友永诀，却未料到后来会有好事者就这些骨灰发表议论，骸骨能留存多久，他们并无过去的经验，故想不到后人的这一番评论。”由葬火想到送葬亲朋，又从送葬亲朋想到锉骨扬灰，这自然是布朗玄想的诡谲。这种生前身后事的种种偶然性，在布朗眼里，只能用命运的无常来解释。因此，他想到了当世之人：“可谁又知道自己尸骨的命运，或者说，自己要被埋葬几次？谁又能料见自己的骨灰是否会星散四离？……”
也真是命运弄人，１８４０年，布朗的尸体也因偶然施工被人掘出，考古学家菲奇（Ｒｏｂｅｒｔ Ｆｉｔｃｈ）还对他的头骨作了考察。布朗的出生与辞世恰在同一天，这些偶合，正是布朗本人最感兴趣的。对死以及死后的“存在”，西方人在基督教的长期影响下，都被看成是和生一样现实的问题。不过，即使是布朗这样峨冠博带的温和派，在逸兴遄飞之时，也忍不住卖弄一下英国式的幽默与狡狯：“基督教徒常常为了入殓的死人如何摆放而大伤脑筋，聚讼不休，而烧成骨灰放进瓮中，就可以免了这些口舌之辩。”
其实，《瓮葬》的陈义，卑之无甚高论，不过是人总有一死，人间的得失不必计较，生死、荣辱，一切皆属偶然，即《圣经・传道书》中所说“一切都是虚空”而上帝永恒之意。这自然是《瓮葬》思想的出口，但最能益人神智的，倒是布朗引领读者穿行的那些知识与典故的迷宫。似乎是尼采说过，谁陷入了迷宫，谁就永远不会去寻求真理，只会专心去寻找阿德里阿涅（和她的线团）―――而阅读《瓮葬》，我却发现自己已经习惯了线团（似是而非的）指引，变得以迷宫本身的魅惑为乐了。
《瓮葬》前部主要写古代和各国有关丧葬的风俗习惯和信仰，以及由此引起的议论与考证。有的民族以为火葬有净化作用，印度婆罗门教以自焚为最尊贵的死，而古代迦勒底人则认为火葬玷污神明。布朗也根据穆修斯的航海记，谈到中国人不取火葬和瓮葬，而“使用树木和大量烧祭品，他们在墓旁植一株松柏，在上面烧掉大量的纸画―――奴仆、车马，并以这些画中的扈从为满足；而在化外之民看来，它们与实物是浑然不分的”。
布朗注意到：“对于死人之物，古人是过于纵诞了；有人用人骨取乐，耍把戏的人，则耍弄死人的骷髅。”这里用典，出自罗马诗人派特罗尼乌斯的讽刺诗第３４首。其实，由骷髅想到生死，是中外文人走不出的“鬼打墙”―――拜伦的诗里，就有以骷髅作酒杯的句子。莎士比亚《哈姆雷特》五幕一景中，王子看到两颗骷髅，不免感叹这是一生辛苦的结局。中文典籍里，骷髅也常被提及。“庄子之楚，见空髑髅，?然有形，檄以马捶。”子列子适卫，从者也见到了“百岁髑髅”。曹植《髑髅说》中，也有“顾见髑髅，块然独居”的句子。至于以骷髅作杯事，我国古亦有之。《汉书・张骞传》：“匈奴破月氏王以其头为饮器。”《战国策》：“赵襄子最怨知伯，以其头为饮器。”庾子山《哀江南赋》所谓“燃腹为灯，饮头为器”，亦正指此。不过，这些饮器目的是为泄愤，与拜伦的骷髅杯的意义自不相若。读《瓮葬》而兴“东海西海，心理攸同”之慨，故略缀数语，或可补苴罅漏。
由此可见，在布朗的书里，每一则神话和典故，都仿佛一面魔镜，足以照耀出内心的某些层面，以及我们从昏昧走向成熟的每一个脚印。可以说，对于骸骨的迷恋，让布朗在《瓮葬》中化混沌为秩序，并且以文化与追忆的吉光片羽和幽默感，照亮了灵魂的暗夜。所以，查尔斯・兰姆评价：“当我看到这些晦暗但却华丽的文字时……我似乎是在俯瞰一座深渊，在深渊的底部埋藏着无数珠宝；也可以说它是由一座怀疑与苦想构成的宏伟迷宫，我愿意唤醒作者的魂灵，引导我穿过它。”
科学史家怀特海认为，在布朗生活的十七世纪，现代哲学呈现出三个极端，一是物质与精神的二元论，另外两个极端，则是物质或精神的一元论。但这种玩弄抽象概念，并不能克服十七世纪科学思想方法中“具体性误置”所引起的混乱。而读过布朗《医生的宗教》、《流行的假知识》、《流俗的谬误》以至《瓮葬》后，也可以觉察到，他偏爱用罗马神话中的双面神詹纳斯来作比喻。其实，布朗本人正是一个詹纳斯式的人物：他一张脸朝着过去，有中世纪的古怪、狂信与迷信，另一张脸对着将来，有着十七世纪发展起来的情理态度与科学精神。而在神秘主义思潮的支配下，两者往往盘郁错杂―――比如布朗习惯以科学的态度，通过分析巫术或以信仰的规矩，来解释科学。这也印证了他的夫子自道：“世界上有两本书，从这两本书里我获得神学，一本是上帝写的，另一本是上帝的仆人―――大自然。”
所以，布朗远离尘嚣，寝馈经史，以古代与异域的僻典自娱，并沉湎于自然的怪异现象之中，就像千百年来埋在瓮中的骸骨：“这些死人的骸骨，早已超过了玛士撒拉的年寿，埋在地下一米深的地方，和一堵薄墙之下，上面坚固而华贵的大厦早已倾颓，它仍完好，地面上三次征服军的战鼓和脚步掠过，它仍静静地安息，若能保证自己的遗骨能如此长久，哪一位君主不会高兴地说：当我只剩下残骨时，我愿这样静静地安息。”
在书里，布朗说道：“人们失去理性，是以宗教为甚的，在这里，石头与利箭往往会造成殉道者；既然一个人的宗教，在他人看来是狂悖之举，那么讲述古人的葬仪及其根由，是需要读者不以苛刻为心的。”这是《瓮葬》中，令我钦服的十七世纪西方学人宽容的和解精神―――关于怎样和谐地安顿宗教与科学、理智与情感，避免偏执与苛刻。
在华丽而散漫的巴洛克式文风的抚慰下，布朗捧着残瓮，点起鬼火，将一颗疲惫不堪的灵魂还给了我们。“既?古以遗累，信简礼而薄葬。彼裘绂于何有，贻尘谤于后王。嗟大恋之所存，故虽哲而不忘。览遗籍以慷慨，献兹文而凄伤。”鲁迅在《坟》的跋语中曾征引过的陆士衡《吊曹孟德文》中的这几句，也是我所偏爱的。此时油然忆起，与布朗的《瓮葬》似乎是两镜对照，映出无限深度。掩卷之余，我不禁怀疑，经过几百年智识与技术的洗礼后，我们也许丧失了心灵与记忆的富饶丰盛，换来的是一片干干冷冷的理性荒原。
（《瓮葬》，〔英〕马斯・布朗著，缪哲译，光明日报出版社２０００年１月版，１７．００元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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